英语人生 |
1976年上中学的时候，学校开了英语，一位姓管的知青成了我第一个英语教师。他先教我们钉一个本子，用尺细心地画上英文格。英语非常好玩——这上是我对英语最初的印象。平生学会的第一句英语是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!”老师的英语水平不够好，比如他教“这是一只钢笔”，就让我们读“地是意思阿盆”。 后来的刘老师的英语水平就高多了。我们学了大量的“文革专有名词”，比如“class stuggle”、“the poor and lower middle peasants”、“dazibao”等等。 后来老师们都考大学走了。我们有了新老师，是劳改农场特赦的国民党战犯，是个和蔼的矮个子老头，黑棉袄衬得脸色十分苍白。同学们说，电影《红日》里面的翻译官就是他。 玉环是班上的英语科代表，玉环长得非常漂亮——坐在我的右边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女生的美丽。其实她的英语没有我学的好。只是我不喜欢表现，所以，陈老师没有注意我。直到有一次，我按课本的语法规则把一本书的课后练习照葫芦画瓢都做给他看。 陈老师惊讶了，以后，他常常找我去他的宿舍，给我书看。 后来全国涌起了学英语的热潮，我开始趴在收音机前学英语。当时，买课本非常不容易，后院小刘邮购一本，我手抄了下来。直到后来陪爸爸去北京治病，才买到自己的书。 由于当时考大学不考英语，所以，我后来就没有心思学广播英语了。 后来，我考上大学，我因为学过英语，在全班的成绩还算可以，不用象一些大哥，常常要靠舞弊才及格。不过，我不是一个肯用苦功的学生，仅仅靠自己的天分。 毕业后，我的半拉英语还起了作用，带了初中的英语课。 最叫人刻骨铭心就是，我应邀去一家给初二的中学生做英语家庭教师，爱上了他的姐姐----这是我的初恋。其实，他们找我这个数学老师辅导英语也只是一个借口。当时，我总想早些下课，然后，她就可以送我一程。 分手是痛苦的。以后，我就去考本科函授，毕业后，我本来想一鼓作气考研究生，可是，一想到英语的要求太高，就退却了。其实，这一条断了许多人才的路，现在许多研究生的专业水平也并不高。所以英语专业的人最好，考研谁也比不上他。 那年评职称，广州在全国率先在全国实行笔试英语，鉴于许多教师没有英语基础，要求连初一的水平都不到。领导说，一定要交费参加培训，不得已交了50元，原来是从读ABC开始。为了表示谦虚，耐心听了几课，参加考试，我十分钟就做完了，等了二十分钟，丢下抓耳挠腮递纸条的同仁们早早交卷了。 后来，一位美国的女大学生“勤工俭学”来中国教英语口语（英语国家的人们就凭一张嘴就可以赚钱），她热爱中国文化，和我学书法，对于我来说，本来是一个学口语的好机会，可是，我的英语说出口，实在丢中国人的丑。尤其在女士面前。 21世纪了，虽然有了翻译软件，但不学英语还是不行的，有一天，我忽然想闲着不如参加英语自学考试，为自己拿第三个文凭，一打听，时代不同了，学费贵得吓人，何况还要学些“革命史”之类的，我又退却了。何况，我要学的东西非常多，那有这么多时间！说句老实话，英语学学可以，学了英语真的没有什么用(这话别让我儿子听见）。读英文文献，那么长的生僻词那有那么好记，何况，我连中文文献都看不过来呢！非英语国家，每年拿出百分之二三十的教育经费，学英语又收效几何呢？有一次，学校来了一位年轻人，在全体师生面前声嘶力竭地演讲，说他找到一种学英语的灵丹妙药，只要大声喊，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。买了他的书，就可以让三亿中国人说流利的英语。我非常佩服他的促销手段，可是我知道他在说大话。中国人容易相信神话，从鸡血针到“流利英语”。 我现在偶尔还要读读英语，算是锻炼我快要衰退的记忆力，培养儿子的兴趣罢了。英语是喜马拉雅山上一壶水，你明知道烧不开，可是，你还是得烧。 用一句时髦话总结就是，英语，想说爱你不容易。或者说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 (龚卫平，美术教师，男，37岁，爱好写作。广州从化英豪学校（邮编510960）电话：020 87841324) |